袁紹以麴義為前鋒，麴義久在涼州、熟習軍事，公孫瓚見敵軍先鋒部隊兵少，令騎兵進攻，但麴義率領的步兵驍勇無比，同時出動弩兵，一舉擊潰公孫瓚大軍。
那個東西——惡魔的化身——在床邊停住，大動作地從斗篷底下抽出一把斧頭。八月三十一日，我住進拉賈斯坦邦沙特那小鎮上一家非常簡樸的青年旅館裡一間非常陽春的房間。
有一刻，我全身放鬆，感覺好了許多，呼吸卻停止了。的確，我頭幾次發作時，最明顯的症狀都是癱瘓。我讀著那天的日記，驚訝地發現內容呈現的臨床特性，那些文字是我第一次睡眠癱瘓症（我現在知道病名了）發作完不久後寫下的：只是睡個午覺，就發生反常的怪事。不過奇怪的是，儘管這個情境一再上演，我的驚懼感卻絲毫未減。我用力呼吸，吸氣時肺部卻似乎發出呼呼或汨汨聲，當我的身體一恢復行動自如的狀態時，那個聲音就消失了，而且再也沒有出現。
其實我知道，只要我平靜入睡，手持斧頭的惡魔就會回來找我。天花板的電扇呼呼作響，我感覺得到空氣的流動，我的眼睛張開很久，卻閉不起來，視線模糊，有時還一片漆黑。德國將等量的錢轉移給協約國，協約國再把錢還給美國政府。
希臘債務與GDP之比從100％增加到170％，債權人壟斷利益集團將繼續控制希臘經濟政策，直到債務還完。大約30萬希臘公務員被裁，經濟萎縮了25％，失業率上升到25％（年輕人失業率更是超過60％）。歐元區應該反覆溫習這一教訓。2010年以來，希臘已經借入三千多億歐元。
相反，債權國納稅人需要承擔更高的稅收和公共支出削減等代價。債務國希望得到豁免，而債權國擔心「道德風險」，完全無視讓債務國變得更加貧窮所帶來的動搖性的傳染效應。
2015年1月，選民終於揭竿而起，選出了以左翼聯盟（Syriza）為領導的左傾政府。但緊縮帶來了可怕的代價。德國經濟萎縮了25％，失業率高達35％。剝奪了私人貸款後，希臘實現了預算平衡，在六年後從貿易赤字轉為盈餘。
這筆資金讓希臘政府能夠滿足付息要求，但也背上了沉重的緊縮條件：提高稅收、降低公共支出（特別是退休金）、廢除最低工資、資產甩賣、集體議價能力削弱。實現這一計畫的辦法是要求德國發行三種債券，但只對前兩種還本付息（A類和B類），而「C」債券的償還則要等到天荒地老剝奪了私人貸款後，希臘實現了預算平衡，在六年後從貿易赤字轉為盈餘。問題的癥結在於，德國在不被協約國佔領的情況下可以賠償多少。
2010－2015年，就像大蕭條時期布呂寧的德國，希臘政府把自己抵押給了「兌現」政策。1929－1931年，德國通過提高稅收和降低公共支出，來產生必要的盈餘以滿足每年的債務償還，但代價是加劇了崩潰。
但在凡爾賽，它們並沒有就賠償的最終數字達成一致，而是在1921年成立了一個賠款委員會來決定賠款數字。今天的歐元區債務把戲與一戰後的歐洲有著諸多相似之處。
1921年5月，賠款委員會將德國的賠付額定為330億美元。總理布呂寧（Heinrich Brüning）的「兌現」政策為希特勒（Adolf Hitler）的上臺鋪平了道路，後者乾脆不承認債務。左翼聯盟承諾對抗減支。官方債權人不可能得到任何償付，因為大部分希臘債券是虛構的，就像20世紀20年代的「C」類德國債券。正統的觀點是，緊縮在希臘起了作用。債權國貪得無厭，而債務國不希望就範。
2009年，希臘預算赤字達到了GDP的15％，國民債務超過GDP的100％，十年期希臘債務收益率飆升至35％以上。《凡爾賽條約》是結束第一次大戰的協定之一。
但當始於美國的危機衝擊歐元區時，北歐銀行拒絕給予新貸款——這迫使南歐政府援助自己的銀行部門。1926年，凱因斯尖銳地評論道，「美國借錢給德國。
2010年以來，希臘已經借入三千多億歐元。事實上，德國連現實債務也不準備償還，只是以貸還貸。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夕，南歐國家因為向北歐銀行（主要是德國銀行）貸款融資高風險建設專案而逐步積累起債務。2015年1月，選民終於揭竿而起，選出了以左翼聯盟（Syriza）為領導的左傾政府。北歐銀行同意進行局部債務重組——主要是通過延長還款期——同時，「三駕馬車」（IMF、歐洲央行和歐盟委員會）再提供2400億歐元的信貸額度。但緊縮帶來了可怕的代價。
這兩個相去一個世紀的故事的教訓是，各國應該避免陷入債權人－債務人關係。」隨後他又指出，緊縮在理論上也是錯的：削減一國的收入導致其他國家收入下降，擴大了蕭條，也「確保」了復甦延時且無力。
如果無法避免，那麼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必須進行公平的議價，才能維護社會和政治和平。理論上，這些措施能夠帶來貿易盈餘，從而讓希臘具備償還債務的能力。
實現這一計畫的辦法是要求德國發行三種債券，但只對前兩種還本付息（A類和B類），而「C」債券的償還則要等到天荒地老。在1919年引起熱議的《和平的經濟後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中，凱因斯說，如果德國限制消費，能夠實現每年2.5億美元的貿易盈餘，等於其國民收入的2％，30年就能累積到75億美元。
流離失所、移民和自殺都在增加。條約規定德國要賠償巨額賠款，而今天的德國卻一馬當先要求其歐元區成員希臘，悲傷承擔沉重債務。德國經濟萎縮了25％，失業率高達35％。從某種意義上，這些談判成果已經被翻轉。
希臘債務與GDP之比從100％增加到170％，債權人壟斷利益集團將繼續控制希臘經濟政策，直到債務還完。但這筆資本總額實際縮減到了只有125億美元，要求每年償付3.5億美元。
德國將等量的錢轉移給協約國，協約國再把錢還給美國政府。悲哀的是，歐元區並未汲取凡爾賽的教訓，也沒有遵守凱因斯（John Keynes）的警告。
但到當年8月，希臘向債權國屈服，採取了必須的緊縮措施以換取850億歐元新貸款。債務國希望得到豁免，而債權國擔心「道德風險」，完全無視讓債務國變得更加貧窮所帶來的動搖性的傳染效應。
